博德的疑惑 Patrick’s Doubts

從渴慕德先生到維權

潘嘉偉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執行秘書

發表於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期刊《基關窗》第47期2010年4月

德先生在中國的遭遇

中國知識份子自晚清、民國直至中共執政以來，歷經一百多年，不斷為爭取民主與法治而努力，每當看到民主的曙光快要來臨時，卻又因為人性的權慾鬥爭，一次又一次令人失望。多年來，德先生與賽先生之間，德先生始終無法像賽先生那樣受中國人喜愛和擁戴，只能黯然靠邊站，其擁護者的際遇大半都十分堪坷。

自八九民運被中國政府血腥鎮壓之後，當權者或許認為沒有人會再夠膽搬德先生的偉論出來批評對法治人權不屑一顧的既得利益者；沒有人敢跑出來說出真話；沒有人敢再對人權法治這些概念抱持幻想。我記得幾年前有一位維權人士告訴我，監視他的國保人員甚至譏笑他說：「你們這些人還想中國變天？別做夢了！快點醒過來吧，不然很快就要送你進去。」

德先生的美夢，我們中國人不能做？可是德先生在中國的命運不論多糟，他的門徒怎樣受盡折磨，還是一代接一代出現他的跟隨者。不論是為德先生慷慨呼喊的前驅者，還是策略性地推廣德先生的專家學者，在現今物慾橫流的中國，仍有這些人在堅持。

經濟起飛加速制度崩潰

由於鄧小平於一九八零年代初期提出開放經濟政策，中國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二零零零年以來近十年，國家不斷標榜國民生產總值每年都能保持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長，表面看來國家變得富強，一些既得利益的國民或許感到中國終於一洗百多年來的頹勢，可以在西方國家面前爭一口氣了。然而，由於制度不完善，很多法律規定只是紙老虎，地方官員普遍為了個人利益，根本視法律如無物，因此，侵犯人權的狀況變本加厲。地方官員與企業勾結導致民工被拖欠薪金或身染職業病；農民土地被開發商強行佔地；假貨次貨橫流，消費者權益嚴重受損，甚至導致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後被揭發曝光的毒奶粉事件；二零零八年五月的汶川大地震後又爆出豆腐渣工程等等。原來只是從理念上要求政治民主改革的民主運動，隨著經濟發展引發許多個人權利受到侵犯的例子，逐漸擴展為與人民生活緊密相關的「維權運動」。

維權運動的源起

國內很多維權人士認為，「維權」這個概念始於「孫志剛事件」。二零零三年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廣州街頭因沒法提供身份證，被拘留期間在收容所被活活打死，這事件後來引致三名法學博士許志永、滕彪和俞江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指出收容遣送辦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規定，有違中國憲法和相關法律，要求撤銷。其後，五名著名法學家賀衛方、盛洪、沈巋、蕭瀚、何海波以公民名義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孫志剛事件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啟動特別調查程序。約一個月後，總理溫家寶簽署國務院令，公布新的關於在城市流浪及生活有困難人士的救助管理辦法，標誌著原來的收容遣送辦法被廢止了。這個事件對國內民眾關注個人權益起了很大作用，法律專家學者在其中扮演推動政府改善侵犯人權的法規的重要角色，學者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懂理論，而是實際參與改革違反人權的制度。自此，越來越多知識份子直接參與維護基層權利的工作。

打壓維權牢固政權

由於民眾對自身利益的意識增強，加上知識份子參與為受害者提供一些專業知識的援助，逐漸出現一些揉合服務與論政的群體，如法律學者與律師組成的公盟，以及維權律師群體的出現，他們為毒奶粉受害家屬提供法律援助，又為上訪者提供策略支援等等，為傳統以個人論政或挺而走險發起地下政黨組織以外，形成一種新的以法律挑戰地方權貴和幫助弱勢社群的模式。這些組織與群體的產生，對受害民眾來說是新的希望，但對地方權貴來說，則是眼中釘。故此，中國內地是否已形成「維權運動」，仍是一大疑問，特別是北京奧運之後過去兩年，維權人士受到的打壓越來越多，中國政府更自恃經濟發展而日益輕視國際社會的壓力，筆者相信，現在需要的是更進一步引起內地民眾覺醒，否則這場受德先生啟蒙發展至今的「維權運動」，前路將會更為艱難。

註：「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是由「五四」運動所提倡的。

Francois Carrard, a former IOC director general, told BBC Sport on 26 February that the intense spotlight of the Summer Olympics in Beijing in August this year “will force China’s government to enhance its reputation”. (http://news.bbc.co.uk/sport2/hi/olympics/7265593.stm) His comments seem to be encouraging, but so far we haven’t seen any comments or efforts from the IOC that would give any help to improve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If the Games were not awarded to China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would not have progressed,” Mr Carrard said. I would like to ask Mr Carrard what kind of progress in human rights situation he has seen in China after Beijing won the bid to host the Olympic, when so many people are unreasonably detained and so many homes have been destroy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for the sake of hosting this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 I simply can’t understand his logic at all. Does he have any evidence to say that there has been any progress i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Can he tell the world how China’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has improved?

Then, Mr Carrard,  who is now IOC’s legal advisor, admitted that it might not be possible to identify any advances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but maintained that the benefits would be felt in the long-run. Mr Carrard continued: “The monitoring has gone on ever since (Beijing was awarded the Games). Human rights is an overwhelming concern for all IOC members.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is not satisfactory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day, not only in China. But I’m convinced that when we look at thi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we will see that the Olympic Games will have been an opportunity for considerable progress. Whether we can judge this now, just before the Games, after the Games or well after the Games remains to be seen.”

Y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help improve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by giving Beijing the chance to host the Olympics, but that can bring any effect only if we insist on reminding Beijing to keep its promises. How can we predict what will happen after the Olympic? It’s no more than an excuse to avoid putting pressure on Beijing to improve China’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by saying something like “history will tell how great it is for Beijing to have hosted the Games”. As human beings, shouldn’t we put basic human rights and human dignity before any so-called “glorious achievement”? I sincerely hope that Mr Carrard can spare some time to rea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幾個月以來，不斷聽到國內一些敢於為別人爭取人權的維權人士被捕、被拘禁、被判刑等等消息，例如於2007年12月27日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罪”被刑事拘留、今年1月30日被正式逮捕的北京維權人士胡佳、2007年11月以“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五年的廣東民間法律維權人士郭飛雄、仍然被軟禁監視的北京維權律師高智晟及上海維權律師鄭恩寵，還有數之不盡被迫害的維權人士等等，國際社會一直對事件表示強烈關注，要求政府釋放他們或至少改善他們的狀況，但中國政府好像對國際社會的呼籲只是充耳不聞，國內大多數同胞因為消息被政府封鎖，根本不知道在這些人身上發上了甚麼事，我最近跟國外和香港的朋友談及這個問題，大家只能覺得無奈，在美國唸書的朋友說她班中一位來自國內的同學看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前天頭版刊登有關胡佳被捕和他妻子維權人士曾金燕及他們兩個月大女兒被軟禁的報導，居然說老外就是喜歡誇大事實，說甚麼這些事情在每個國家都會發生，聽見這樣冷漠無情的意見，我們除了感嘆，還可有甚麼反應呢？大部分香港人對這些不公義事情的態度，更是叫人感到心寒，我甚至聽過有朋友冷淡地問：“維權是甚麼？國內為甚麼有人要維權？”聽得我目瞪口呆，我不敢相信我們在香港這個訊息那麼自由的地方，居然對這些概念卻是如此陌生，我們要獨善其身到甚麼時候呢？

有許多人質疑我們那麼熱心為這些人呼籲有甚麼用，他們亦質疑為他們聯署呼籲政府關注會有用嗎？給政府壓力又有甚麼用呢？以壓力團體的方式為這些人爭取公義有用嗎？當然，當政府和我們大多數同胞那樣心硬和獨善其身時，其實做甚麼都不會有用，就算是寫了多麼具學術價值的人權報告，都不能動搖當權者打壓人民的做法。但我想說的是，因為政府完全無視這些人的基本人權，我們能夠做的就只有以聯署呼籲及和平抗議等方式來表達我們要求政府尊重人權的訴求，我個人認為，中國同胞對這些維權人士的團結支持，比所謂高層次的外交施壓更為寶貴。

有人會說人權是西方的概念，在中國提倡可能會行不通，哪麼我想問共產主義不也是西方思想產物嗎？難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又是中國人嗎？為甚麼我們國家在五十多年前既然接受了源自西方的共產主義，發展至今甚至有人提出所謂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卻仍不願接受自由民主與保障人權與法治的思想呢？如果說中國人受儒家思想薰陶，我想問孔子和孟子有教過我們國家可以剝削人民權利嗎？

請繼續聯署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胡佳：http://www.gopetition.com/petitions/demand-immediate-release-of-beijing-human-rights-activist-hu-jia.html

並請參與香港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及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的聯署行動，要求中國政府實踐申辦奧運時提出改善人權的承諾，以及立即釋放胡佳、郭飛雄、陳光誠及其他維權人士及維權律師，請按此連結參與聯署：http://www.chrlcg-hk.org/?page_id=112

朋友Y從日本來港一起迎接2008年，兩個星期前已聽說他有事想跟我們幾個好朋友說，事前特別聲明想見哪幾位朋友，我跟B, F和J當時已想到可能是壞消息，是身體有病嗎？突然宣佈婚訊給我們2008年第一個驚喜嗎？好像大家已有了心理準備。大除夕夜終於來臨，吃完飯到了Y的酒 店房間，當時好像還沒有甚麼異樣，大家都好像忘了這件事，在等著倒數2007年最後的十秒，當大家正喝著香檳，談得早興高采烈的時候，Y突然叫N到洗手間 去迴避一下，Y終於跟我們說了，說了他這次來港要說的話，平淡地說了，短短的幾個字，我們大家聽了，不懂給反應，停了幾秒，我問他是不是在說笑，他說不， 平靜而肯定。酒店外面傳來新年快要來臨的歡呼聲，房間裡大家卻默然無語，M想幫我們岔開話題，讓大家透一口氣，朋友F忍不住摟著Y在哭，我挨在B的背，眼 眶紅了，我只一直低聲在問：「為甚麼事情會變成這樣？」Y跟著再平靜地解釋為何會發生這種事，我們專心在聽，聽到了發生這事的原因，又是良久不懂反應，我只是在心裡說著：「他要面對這樣的事，一定已經身心疲憊，希望他沒事，真的希望他沒事。」外面開始放煙花了，大家暫時收拾心情，裝作讚嘆煙花的美麗，心 裡卻戚戚然，在倒數的一刻，我心裡想著：「2008年會更好嗎？」

前香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退休六年後得到香港的泛民主派支持參加立法會的補選，於十二月二日順利擊敗獲親共黨派支持的前香港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競選當日選情當然激烈，但前陣子出身左派的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在陳太第一次出席立法會會議時居然出言不遜不點名指某某”忽然民主，忽然民生”，引來眾人嘩然，身為政府高官作出如此言論，實在令人嘔心，這還不夠，昨天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急不及待為親共勢力造勢狙擊陳太，公開支持曾局長的言論，並說從香港以至外國的經驗來看，民主與民生發展沒有必然關係。

香港有這樣的政府領導層實在令人覺得心寒，這些言論就像在告訴我們，香港可以透過中央政府給予的各種好處，各種欣慰，應該可以經濟繼續發展，股市向好，但基層市民可能永遠無法理解這些領導的話語，究竟如何可以在人民不能當家作主的情況下仍可奢望民生問題得以改善？這些領導現在想”教導”我們的無非是想我們所有香港人做順民，其背後的意義即是叫我們不要搞事，爭取民主亦被標籤為搞事，只要有虛假的”和諧”，所有順民都可以得到好處，否則後果自負。

越來越常見到親共勢力張牙舞爪向爭取民主人士施襲，真的令人毛骨悚然。究竟我們香港人何時才會醒覺民主自由對保障我們基本人權和法治社會的重要？希望不要到我們需要驚覺的地步。

李柱銘撰文這次事件後，我聽過有些批評他的人有以下看法：

一）很多人在沒有看過李柱銘原文便破口大罵。我今天去飲茶時，還聽見鄰桌的人說：「這個李柱銘都唔係無讀過書呀，咁有學識，居然走去美國叫人唔好支持奧運，真係離譜，咁緊係唔啱啦，要民主都唔係咁囉，方法唔啱囉。仲講咩六四，都就嚟２０年啦，嗰陣啲人根本唔知咩嘢叫民主啫，無民主又點有得你選立法會同區議會呀，佢究竟有無睇到中國有咩發展呀，佢咁out ０架！」我聽後覺得非常可笑，究竟是我們許多香港人的英文閱讀理解嚴重退步，還是覺得不看原文也罷，總之現在中國經濟發展好，其他問題如人權、民主不提也罷，實在有太多身邊的人抱持這種觀點，我實在覺得非常心寒！

二）中國GDP持續高企，很多人已把中共這「功勞」蓋過其一切過失，我有一位由外國回流香港的親戚常常都說：「算啦，大家都係想生活好唧，唔係一定要民主先好嘅，搞民運一定會有人犧牲，民主可能係重要，但係唔一定要自己去參與，搞民主無前途，仲可能會無咗條命，千祈唔好掂呢啲嘢呀，聽我講，你而家後生，到你老嘅時候就會知道你而家做嘅嘢好傻，你到時都會笑自己點解會咁傻。」這種有民主都是好事，但不要我來爭取，隔岸觀火，自以為是的態度，常常令我懷疑這些人的思想為何可以如此冷漠。

究竟我們香港人發生了甚麼事？我們體內的血液真的是如此冰冷嗎？

英國電視台Channel 4的記者早前到北京採訪，拍下了一些訪民的片段，請看：

http://www.veoh.com/videos/v1357069DKZqmaty

Channel 4的拍攝隊在離開北京之前被公安拘禁了幾個小時，而他們的翻譯更被盤查和拘禁。

正當香港保皇黨在歪曲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撰文的意思，請公眾看看究竟中國國內的人權是否真的如保皇黨和親共人士所說已有很大改善。

刊登於《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62401&group_id=51

致　明報社評版編輯

編輯先生／女士：

貴報今天發表社評批評李柱銘呼籲美國政府藉奧運向中國施壓，本人完全不能理解貴報這篇社評的邏輯。

人權問題是普世性的問題，是超越國界的問題，請問閣下李柱銘提出這呼籲有問題嗎？全世界支持民主和人權的組織和人士都會透過國際盛事要求獨裁政府改善人權和民主問題，這是普世性的做法，有甚麼問題？再者，奧運的精神是提倡自由，提出呼籲各國（包括美國）要求奧運主辦國遵守奧運精神，又有甚麼問題呢？

發表這種言論是否有效取決於多種因素，而最大的因素在於國家是否真的有誠意去改善國內的人權狀況，而我們一直以來看到北京對申辦奧運時所有的承諾，又兌現了多少？貴報是香港主流報章中最常報導國內人權問題的，今天卻發表這樣的社評，實在叫人驚訝和失望。

昨天在立法會門外門內發生的根本全是政治鬥爭，難道我們就能接受一班具政治目的、盲目的民族主義者把國內人權問題歪曲和抹黑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做法嗎？

究竟是李柱銘和民主黨「不智」，還是抹黑呼籲各國藉奧運要求中國改善人權的做法「不智」呢？本人邀請貴報和公眾再嚴肅思考這個問題，請不要把這種呼籲政治化，亦請故意抹黑的人士不要再作出這種無恥的行為。

若有不對的地方，請賜教！

此致

讀者　博德　謹上

2007年10月26日

發表於《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62013&group_id=49

與朋友斯蒂梵尼合著的文章，原文刊登於《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51980&group_id=31

藍玫瑰精靈、斯蒂梵尼

《明報》昨天(8月8日)發表社評（題為“借北京奧運東風　促人權接軌國際”）認為，國際社會要求北京作為明年奧運的主辦國介入蘇丹內戰引發的達爾富爾人道危機，是強人所難的做法。在香港傳媒中，明報是一向報導最多國內人權問題及中國外交問題的主流媒體，卻有如此論調實在令人費解和失望。

文中提及今年3月28日美國演員美亞花露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因為中國對達爾富爾問題的態度，呼籲抵制北京奧運。令人吃驚的是該篇社評指「達爾富爾問題是蘇丹的內政問題，中國一貫不干涉別國內政，美亞花露等人的做法是強人所難。」難道中國在爭取入世和舉辦奧運時就與國際接軌，別國戰亂就是別國的內政，中國作為一個經濟發展迅速的大國就可以對世界和平的問題不聞不問，獨善其身？

跟着，文章又進一步批評美亞花露等人把北京奧運會與1936年的納粹德國柏林奧運會相提並論，指出這「既反映他們對中國的傲慢與偏見，亦反映他們對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強國的敵視與擔心。」一份大報的社評寫手的分析能力如斯這般實在叫人震驚，請問這篇社評作者有沒有具體的證據證明美亞花露她們有如他所說的陰謀想法呢？她們是政客嗎？她們批評中國對人權和外交的政策對她們有甚麼好處？難道要說美亞花露要為參與政治而惡意中傷不成？如斯毫無證據的指控，簡直與報章應該抱有持平的態度不符。 這種「另有居心論」素來多在黨報喉舌中出現，想不到回歸十年，特區大報也一併回歸。

中國雖聲稱不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但身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的她，卻不理會國際社會的貿易禁令，繼續與蘇丹、緬甸、北韓等大做買賣，在經濟上令獨裁政權屹立不倒，這不叫干預內政又叫甚麼﹖

更甚者，該篇社評作者更好像以國際道德家的姿態繼續批評說：「拿抵制北京奧運會來要脅中國改變外交政策，這與國際公認的體育非政治化原則不符，不僅無助於蘇丹問題的解決，更與奧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馳。」令筆者大惑不解的是，所有國家，包括中國，在取得入世和申辦奧運的過程中常常牽涉到很多國際政治的談判與遊說，難道該篇社評作者要廣大讀者天真地認為像申辦奧運這樣國際的運動，真的純粹是一個運動會？筆者敢言，舉辦奧運會絕非如舉辦學校運動會般真的純為運動的活動，當中更關係到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國際形象等等複雜的國際關係問題。中國在申奧時作出了改善人權的種種承諾，現在又兌現了多少？

國際團體要求的是改善人權是否政治化是見仁見智的。假若把人權和國際人道支援等問題多加提出，引起社會各界多些討論，那政治化又有何不妥？難道這個詞一定是貶義的嗎？奧運一向都是政治化的，中國在1932年派出劉長春參加奧運，是為了抵制滿洲國的代表；1980年杯葛莫斯科奧運及1984年參加洛杉磯奧運，都是為了交美國這個朋友，跟蘇聯老大哥進一步劃清界線。不知這又算否政治化呢？還望明報的編輯賜教。

可幸的是該篇社評提及國際人權組織要求北京在奧運前釋放良心犯，包括香港記者程翔，但可悲的是國際呼籲的「東風」才剛剛吹起，該篇社評卻急不及待支持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在北京表達對奧運會與人權的觀點，意即：「不能單靠北京奧運會解決圍繞中國人權紀錄的問題，但北京奧運會可以催生建設性的人權對話。奧林匹克運動不會漠視未來進展，不過它影響中國人權問題進展的程度有限。」主流媒體的輿論實在愈來愈奇怪，國際社運人權組織甚麼時說過中國的人權問題可以單靠舉辦奧運而解決呢？莫名其妙！大家在這段時間提醒北京要藉舉辦奧運這個機會，兌現北京在申辦奧運時對改善人權的承諾，難道國際人權機構會天真到認為，像中共這樣極權和善於玩弄政治的政府真的會在奧運前會釋放全部良心犯嗎？縱觀世界各民主法治國家，有哪一個不是人民爭取其人權、法治和民主呢？要政府看國際形勢和時機而釋放幾位有幸受國際社會關注的良心犯就叫人權有改善嗎？

東風吹起，需要有心人幫忙推動，才能擴闊法治、人權和民主的航道。

今年六四晚會來了五萬多人，使我們永遠記起當年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發生的悲壯事跡。十八年過去了，但受難者親屬的悲痛絲毫未褪。剛收到朋友寄來一篇由一名六四受難者妻子寫給丈夫的情書，很感人，藉這裡的一個網上空間與各位網友分享。請看下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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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我想对你说

（一位”六四”受难者的妻子写在18周年之际）

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